清代大臣有人称“臣”有人称“奴才”，这是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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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的“奴才”和“臣”是存在很大区别的，并不是所有大臣都能在皇帝面前自称“奴才”。清朝的“奴才”可比“臣”精贵多了，大臣的自称用错了，甚至还会遭到皇帝的批评教育并责令改正！
▲清朝皇帝明确指出汉臣不应自称“奴才”
清朝什么人才能自称“奴才”
这里所说的自称指的是大臣对皇帝的自称，不是普通人。在普通人中，家奴对家主自称奴才没什么可奇怪的，也无所谓在旗不在旗。但是，清朝对皇帝自称“奴才”的大臣是有明确规定的，只有在旗的大臣才能自称“奴才”，不在旗的大臣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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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清政权由于其自身的特殊性，在臣子的称号上也有着区别于其他朝代之处。一般而言，清代臣下在旗者自称“奴才”，汉大臣称“臣”。
称呼奴才，起初本是满洲属人制度的一个旧俗（即属人对本旗旗主要称奴才，对共主皇帝可称臣），最初这个制度没有延伸到不在旗籍的汉臣（汉军旗不是汉臣）。
“奴才”和“臣”两种自称开始属约定成俗，后来则由皇帝明令进行规定。
整个清代臣下自称的基本情况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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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清统治者就是要告诉汉人，做有人格操守的君子是傻逼，做奴才才是天底下第一等最光荣的事情。通过这种表态，打击汉人士大夫最后的尊严底线。封建独裁就是要让整个社会做到人人没有人格尊严，人人以做奴才为人生奋斗的最高境界。】
从字面意思看，似乎“臣”要高雅一点，“奴才”要下贱一点，汉人自称“臣”那是普通打工的，满人自称“奴才”和奴隶社会的奴隶差不多。如果你这样想，说明你三观很正。确实是这样的。
满清统治者故意区别“臣”和奴才，那就是要故意恶心人。本来，做“臣”要比做“奴才”高雅的多，高尚的多，我做“臣”是为天下老百姓打工，而不是仅仅为你一个人做下三滥的奴才，但是，皇帝就是要利用汉人官员贪图荣华富贵的弱点，让你乖乖的放弃人格，让你想做下三滥的奴才而又没有资格，在这种复杂的心态中丧失做人的尊严。假设海瑞出生在清朝做官，他一定会骄傲的自称为“臣”，对做“奴才”不屑一顾。只有那些利欲熏心的，一心追求荣华富贵的人，才会为想做“奴才”而不可得而黯然神伤。
之所以，做“奴才”比做“臣”要被“高看一眼”，是因为“奴才”是满人的专用。满清入关之前，很多满人是后金贵族的家奴。人人是奴隶而自得，人人争当奴隶而骄傲，虽然看起来没有那么“高雅”，但是在一个人格扭曲的封建独裁社会，人格尊严算个屁？正人君子的人格尊严，哪里比得上小人的吃香喝辣？做了贵族的家奴，意味着从关系上来说，比“臣”要更加近一层。连奴才都做不到，这怎么不让那些一心攀附权贵的人心生悲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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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邀。“奴才”和“臣”都是大臣的自称，但并不代表“奴才”就低“臣”一等，但也不代表二者可以混淆乱叫。
在满清入关前大臣的自称并没有什么规定，就是还处于“你我他，大傻瓜”阶段，叫“奴才”和“臣”都可以的。
等到顺治康熙年间，虽没有明文规定，但也形成一种习惯：
汉人一般自称“臣”，但是武将例外，汉人武将要自称“奴才”。而满人的惯例则是在朝廷上称“臣”，非正式场合则称“奴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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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答者：季我努学社青年会员 岳忠豪
清代称奴才的多是满臣，大多数人包括当时的记事者就将其归因于“满洲旧俗”，例如雍正帝即位之初，就下令禁八旗大臣奏事称奴才。而记事者认为依照往例，八旗臣工每奏对皆自称奴才，是相沿己久的习惯。乾隆二十三年也下谕军机大臣等，满洲大臣奏事，称臣、称奴才，字样不一。嗣后颁行公事折奏称臣，请安、谢恩、寻常折奏，仍称奴才，以存满洲旧体。
（雍正）
而清史学家祁美琴教授则认为，“臣”的称谓在皇太极时期才形成定制，“奴才”一词伸展到表示君臣关系的层面，最早是在康熙时期。并且从与康熙关系密切的满族近侍、爱臣中开始使用。因为奴才的表述相较于臣太过低贱，刚直的雍正就曾以其“甚不合体，禁止之”。
到了乾隆时期，即便是旗人出身，称臣、称奴才也应视具体情况而定，不可混淆，如：乾隆六年实录中，张广泗奏请其子张极暂留任所，折中表述为“张广泗俯准臣长子奴才张极暂留任所”。乾隆则认为，“张广泗系汉军，请将伊子随任，原为一己之私，折内应写奴才，乃自写臣，伊子写奴才，殊属不合，可寄信训饬之”。在这种私事的情况下，应当用奴才的称谓。而在奏请公事时，则应称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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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代官员都自称“臣”，唯独在清朝称“奴才”
近年来，清宫剧颇为流行，我们看到大臣在向皇帝启奏时往往会自称“奴才”，“奴才谨奏”、“奴才遵旨”云云。那么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有人或许会说，称“奴才”比称“臣”更低贱。满清入主中原，以此来打击汉人的自尊，以巩固自己的优越地位。确实，在我们的印象中，“奴才”似乎比“臣”更卑贱。一种是主仆关系，一种是君臣关系。其实，这种说法似是而非，根本经不起仔细推敲。
在清朝，并非所有的人都有资格自称“奴才”，只有旗人才有资格，汉臣即便是想称奴才都没有资格，而旗人的地位肯定是高于汉人的，所以这种观点根本站不住脚。那么，既然旗人的地位比汉人高，还要自称“奴才”，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仔细查阅资料，我们发现，其实“奴才”为满语“阿哈”（aha）的音译，阿哈即奴才、奴仆之意。我们知道，清朝在入关之前还是奴隶社会，其最基本的社会关系就是主仆关系，即阿哈与主人之间的关系。满清最著名的就是八旗制度，所谓的八旗制度，其实质就是一种主奴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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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奴才”和“臣”都是清代臣子的自称，不过两者的区别非常大，有严格的使用限制，不能混用。
奴才是“八旗子弟”的专用名称
在清朝，只有八旗子弟才有资格自称“奴才”。清朝是满族人建立的封建王朝，八旗子弟是清朝的统治核心，他们无需劳动，由国家供养，是特权阶层。
在清军入关以前，“八旗制度”已经建立，所有的满族人都被编入“八旗”，吃喝拉撒、生老病死通通归各旗主管理。换句话说，各个旗主决定着所辖旗人的生杀大权，他们之间是主仆关系，这体现了强烈的人身依附关系。
不难看出，这一套“八旗制度”有浓厚的奴隶制等级观念。其中皇帝是最大的奴隶主，各旗主又分别是各旗旗人的奴隶主，他们对上级都以“奴才”自称。
随着满族势力的不断扩大，又增编了蒙古八旗和汉军八旗。从地位上来说，满洲八旗＞蒙古八旗＞汉军八旗。此外，旗人之下又有许多奴隶，统称为“包衣”。以上这些人都被视为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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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人能称奴才，什么人能称臣，说法不一，最流行的说法是“旗人称奴才，汉人称臣”，这种说法大体不错，但并非毫无问题。
“旗人”称奴才“最著名的反例，是提督江南总兵、汉军镶白旗（后抬镶黄旗）人高其位给雍正上折请安，自称”奴才“，结果被雍正朱笔改为”臣“，批”以后称臣更加得体“，以及满洲镶黄旗人、康熙妻舅之子法海具折问候雍正，被雍正改”奴才“为”臣“，原文系满文，但雍正又用汉字朱批”此为得宜“四字在旁。有人认为高其位是汉军，”不算旗人“，事实上汉军只要未出旗就一直算旗人。此外年希尧（年羹尧哥哥，原为汉军镶白旗，后因妹妹嫁给雍亲王即后来的雍正，抬入镶黄旗）奏折中提到的马喀（满洲镶蓝旗），称”奴才“，也被雍正改为”臣“。
而汉人也可以称奴才说法最有力的佐证是乾隆的一段话，”武员即官至提督亦称奴才，此乃向来定例“（乾隆三十八年，斥责凉州镇总兵乔照称臣为不当），第二年福建陆路提督甘国宝奏请陛见，自称臣，乾隆又驳斥称”殊不合体式“，再次严厉申饬。乔照生平不详，但甘国宝是福建古田人，雍正元年武进士，地道的汉人。
然而同样是雍正，并非完全禁止满人称奴才，如前面提到年希尧具奏中马喀称奴才被改，但年希尧本人在同一文书中一直自称奴才，却并未被改，而被乾隆授予提督衔重新启用的老将岳钟琪，其具奏、具折乾隆一直称臣，从未被改过，这又是怎么回事？
雍正元年八月十六日上谕”凡奏章称臣、称奴才，俱是臣下之词，不宜两样书写。嗣后着一槩书写臣字“，也就是说，雍正希望在正式文件中不论满汉都不要称奴才，而要称臣，从后面他改掉的两份请安密折可知，他实际上连非正式文件都不太喜欢别人称奴才，唯一的变数则在”本门“，在即位前他是镶黄旗旗主，同属镶黄旗的年希尧遵循满洲传统向旗主自称奴才他是不计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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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友谦虚，知道还问。不过臣与奴才的区别，我多少知道些，也算是做个补充。
清朝在雍正以前，一般满蒙旗人称奴才，奴才是和帝王亲近的象征，旗人对汉臣自然高人一等。在当时我估计汉八旗也算旗人。旗人是满、汉的划分和界定。
而到了雍正朝，胤禛玩起了个性，不喜欢臣子们称奴才，也就对满汉没有过分区分，也就让旗人有些不高兴。
到了乾隆朝，奴才与大臣才做了明确的规定：对于满臣，公事折奏，颁行诏命要求称臣，请安、谢恩、私情才称奴才。
对于汉臣，公事、私事一概称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