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木兰辞》说“可汗”大点兵？问题，这个可汗到底是指我方君主还是敌方君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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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初读《木兰辞》的时候往往会对其中的“可汗”产生误会，觉得“可汗”的称呼应该是古代北方游牧民族的国王，一般都是中原王朝的对立国君主。例如古代的柔然、突厥、吐谷浑、高昌回鹘、铁勒、契丹、蒙古等建立的汗国，其最高统治者皆称可汗，后流传到中亚、西亚的突厥系国家的君主也这样称呼。中原王朝君主没有这么称呼的，顿时就懵圈了，这木兰到底是哪国的？或者怀疑《木兰辞》中的可汗是不是敌对方的君主啊？！
可是我们接着往下读，“可汗大点兵”之后又出现了“可汗问所欲”，这木兰和可汗分明是一伙的。可是我们从小就知道木兰是女英雄，是“不爱红装爱武装”女性心目中的偶像。那肯定是我们中国人，怎么和北方敌人成一伙的了！
实际上这是对历史的误会，也是我们对中国历史中南北朝时期没有印象的原因。南朝的《宋书》记载可汗鲜卑语称“可寒”，原意是一国之主之意。《木兰辞》中有“可汗大点兵”，可汗指代北朝皇帝。
其实当时的北朝指的就是我国南北朝时期存在于北方5个朝代的总称。在南北朝时期，北朝一共有着5个朝代，分别是北魏、东魏、西魏、北齐和北周。这5个朝代其实从北魏统一北方到隋文帝最后建立隋朝为止。在这个时候南方地区其实相对应的也出现了4个朝代，分别是宋朝、齐朝、两朝、以及陈朝，那么后来这几个朝代一起就被我们合称为是南北朝时期。
《木兰辞》中有“旦辞黄河去，暮至黑山头”，“但闻燕山胡骑声啾啾”等诗句。黑山即杀虎山，在今内蒙古呼和浩特市东南，离黄河不远。燕山指燕然山，即今蒙古人民共和国杭爱山。据此推算，《木兰辞》中的故事，应该发生于北魏与柔然之间的战争。柔然是北方游牧族大国，立国一百五十八年间，与北魏及东魏、北齐曾发生过多次战争。而最主要之战场，正是黑山、燕然山一带。429年，北魏太武帝北伐柔然，便是“车驾出东道，向黑山”，“北度燕然山，南北三千里。 ”
《木兰辞》收入《乐府诗集》的《横吹曲辞·梁鼓角横吹曲》中，唐人韦元甫有拟作《木兰歌》，可以为证。因此，学者们大都认为，民歌《木兰辞》产生于北朝后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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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木兰辞》说“可汗”大点兵？问题，这个可汗到底是指我方君主还是敌方君主？
前言
花木兰是南北朝时期的北魏人，《木兰辞》诗中的可汗是北魏的皇帝。这位皇帝很可能就是辛弃疾《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中提到的那个人。
一、佛狸祠下，一片神鸦社鼓
辛弃疾在开禧北伐之前，作为主战派人士被重新启用，安排到长江重镇京口任职。但是他对于南宋北伐的时机和军事力量表示怀疑，因此在《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中提出了质疑：
千古江山，英雄无觅孙仲谋处。舞榭歌台，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
元嘉草草，封狼居胥，赢得仓皇北顾。四十三年，望中犹记，烽火扬州路。可堪回首，佛狸祠下，一片神鸦社鼓。凭谁问：廉颇老矣，尚能饭否？
佛狸bì lí祠下，一片神鸦社鼓。《宋书》说拓跋焘字佛狸伐，也有人说佛狸伐是拓跋焘的鲜卑语本名。总之，佛狸，指的就是北魏第三个皇帝太武帝拓跋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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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题主这么认真地提出了问题，可是你怎么就没有用同样认真的态度再通读一遍《木兰辞》呢？原文已经明明白白地告诉了你，“可汗”必然指的是我方君主，而不可能是敌方君主！
开头处“可汗大点兵”确实可以像题主说的那样，被认为是外敌“点兵”来犯，然后才有我方“军书十二卷”。但是看看最后啊，当木兰他们得胜归来朝见天子，有这样一句“可汗问所欲，木兰不用尚书郎……”，可汗问了木兰想要什么。如果可汗是敌方君主，这里怎么解释？所以，题主是不是看的不太仔细？如果真如题主所说，你当年的老师也说可汗是敌军君主，那他真的误人子弟了。
然后一下题主的疑问。关于《木兰辞》中对皇帝的称呼既有汉族皇帝的“天子”，又有少数民族首领的“可汗”。其实这二者并不矛盾。南北朝时期，北方由北魏统一后，实行了汉化改革，对汉族政权的许多称呼都有接受，所以出现“天子”是很正常的。而他们鲜卑族的出身决定了这个“可汗”的称呼也没有被抛弃。不止北朝政权（北魏、西魏、东魏、北周、北齐），甚至继承了北朝的隋唐，对“可汗”这个称谓都没有丝毫的排斥。隋文帝杨坚被尊为“圣人可汗”，唐太宗李世民被尊为“天可汗”。他们都欣然接受，并且引以为傲，作为更早的北朝能不用“可汗”这个称呼吗？
至于题主说的，《木兰辞》中把北方敌军称为“胡骑”，更是没有问题了。因为在南北朝时期，无论南朝还是北朝，都以中原正统自居。所以，北朝人自认为自己是“中”，那北方就是“胡”，南方就是“蛮夷”。对于在北朝更北方的柔然、突厥这些政权，他们绝对就是叫胡人的。这是一种入主中原后的优越感。
所以，《木兰辞》就是在南北朝时期的北朝写就，诗中的可汗就是北朝皇帝，没有什么不能理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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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木兰到底是为谁打仗？她的对手又是谁？
在《木兰辞》中，为什么说是“可汗大点兵”，而不是“皇帝大点兵”。只有对南北朝的历史有所了解，才能解答这两个问题。
有关花木兰的事迹，《木兰辞》是最全的一手资料。在这首长篇叙事诗中，透露了花木兰所效忠的对象：
昨夜见军帖，可汗大点兵，军书十二卷，卷卷有爷名。
归来见天子，天子坐明堂。策勋十二转，赏赐百千强。可汗问所欲，木兰不用尚书郎。
在这首诗中，“天子”与“可汗”是可以互相替换的，也就是说木兰所效忠的对象既是天子、也是可汗（Khaq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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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可汗大点兵“前一句是”昨日见军书“，后一句是”军书十二卷“，文意连贯清晰，这个”军书“是本方点兵文书，点兵的”可汗“也只能是本方的君主，您能产生如此奇怪的理解，大约是文言文学得不太好所致；
2、北魏自孝文帝改革后一方面承认自己的鲜卑血统，另一方面也以中原正统自居，甚至把原先红白两色的旗帜，也改为了“天下之中”的黄色，他们以“舜生于诸冯,迁于负夏,卒于鸣条,东夷之人也。文王生于岐周,卒于毕郢,西夷之人也”（《孟子.离娄》）作为立论依据，后来唐朝韩愈将这种论点概括为“夷狄而华夏者 则华夏之 华夏而夷狄者 则夷狄之”（《原道》），因此北魏将柔然、吐谷浑称作“胡”、“狄”，后来继承北魏的东魏和西魏、北周也将突厥称作“胡人”是常态，甚至如假包换的华夏人——南朝人，他们也照样写作“岛夷”，成书于东魏-北齐的《魏书》，可是直接就有《岛夷刘裕传》的好么……
3、北魏会这样，多读读古书就不会这么大惊小怪了。
4、既然木兰奔赴前线要走黄河，至黑山，说明木兰一家住在黄河之南，应该是孝文帝南迁后发生的事，那么照制度其实是不太适合继续称呼皇帝为“可汗”的，但实际上许多鲜卑人还沿用旧称，因为毕竟积习难改，连孝文帝的太子都因为不适应南方的气候屡屡北逃，最后酿成悲剧，何况木兰家这种基层兵家？从这个细节也可得知，木兰一家、或干脆说，写《木兰诗》的诗人一家，是随着北魏皇室南迁的鲜卑人，而不是归附北魏的汉人。
5、你们可以换个语文老师了，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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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花木兰的角度来看，可汗当然指的是我方君主；以现代的中国人的角度来看，可汗当然指的是当时北魏的皇帝。因为，从花木兰的战斗经历来看，先是可汗大点兵，然后，旦辞黄河去，暮至黑山头，挥师北上打胡骑。
（花木兰的最新银屏形象）
北魏一说，显然，是以中原为中心来命名的。当时的北魏皇帝，肯定自称为魏，北魏是后人为了区别历史上存在过的所谓的魏、东魏、西魏等等，而特意这么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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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太宗李世民成为当时天下共主，被各族人民尊为天可汗……可见可汗这一称呼也可用于汉族君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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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说结论：《木兰诗》里的可汗大点兵，肯定指的是我方君主。
然后我就题主提出的一系列问题进行解答。
第一，如果仅仅从逻辑上来看的话，解释成敌方可汗大点兵并无不可，但问题是，诗里后面又说到“可汗问所欲，木兰不要尚书郎”，这次的可汗肯定指的是我方君主了吧，总不能说花木兰被抓入敌营，然后敌方君主问花木兰想做什么官吧？所以说，“可汗”一定指的是我方君主。
第二，北魏君主当然可以被称为可汗，也可以被称为天子，这种称呼混用的状态在历史上是长期存在的。从北魏开始，鲜卑人的汉化过程加快了，但仍然延续了几个世纪，直到隋唐时期，尽管隋唐早已是所谓的“中原王朝”，但也不反对称呼上的混用，比如唐太宗李世民就被称为“天可汗”，甚至还引以为豪。可见，称呼北魏君主为可汗，似乎并无不妥。
第三，至于《木兰诗》中，作为北魏人的花木兰称呼柔然为胡人、胡骑，这个也很正常。首先，在中国历史上，胡汉的区别并不取决于种族和地域，更多的是文化认同，而自北魏一朝以来，诸朝皆推崇汉化，并逐渐以华夏正统自居，竭力与南朝争夺正统资格。所以，对于地域更靠北、文化属性更接近游牧的柔然人，当然可以称其为胡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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鲜卑族！在河南称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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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个角度，北朝敌国的军士木兰姑娘的事迹为什么会被汉人千古传诵？很可能是某年某月，南方的某个的北伐英雄，可能是桓温、祖逖、刘裕……甚至是陈庆之在一次战役后打扫战场，发现北朝一位阵亡的将士真身居然是个容貌清秀的汉族姑娘，这让那些立志王师北伐，解北民于倒悬的南方将士不知所措，陷入迷茫，隧有随军诗人将木兰姑娘的事迹变成诗歌，四处传唱，只是敌人变成了更北方的柔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