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魏晋之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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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南北朝”是历史上一个大分裂而动荡的时代。“魏晋”则指曹魏时期，短暂的西晋统一中原时期，以及东晋与五胡十六国并存的时期。
严格说起来，这个三个时期都不是大一统的局面。曹魏政权与蜀汉和东吴并立。西晋将曹魏、蜀汉与东吴整合在一起，又和北方的草原民族政权（乌孙、鲜卑、肃慎）以及唐古拉山脉为中心的西羌并立。东晋是一个建都建康统驭江左的南方士族政权和北方变动频繁的五胡十六国并存，此外还有北方的乌孙、高车、扶余，西边吐谷浑、金沙江流域的附国以及雅鲁藏布江流域的女国。
在这样一个大变动的时代反倒是很容易促进哲学的思辩、爆发各种思想的潮涌以及推动美学、艺术、文学的发展。所谓“魏晋之风”，也叫作“魏晋风度”、“魏晋风流”，指的就是当时最具有代表性而独具一格的思想风貌、精神气质，以及这些风貌气质在社会风俗、诗书礼乐、书法绘画等方面的体现。鲁迅说魏晋风度是药与酒、姿容与神韵。鲁迅的观点只看到表面看不到实质。李泽厚说还必须加上华丽好看的文彩词章。李泽厚的认识也太拘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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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汉末年，政治黑暗，战乱频发，社会动荡不安，人民生活非常痛苦。一向被汉代统治者奉为神明，用来束缚读书人和老百姓的儒家思想开始衰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汉武帝始）。在这期间，有许多思想活跃的知识分子开始蔑视礼法，重视老庄思想。魏晋交替之际，统治阶级则以残酷的手段来压制打击知识分子的多嘴多舌，凡谈论政事者常会被惨遭杀害。现实险恶，祸福无常。因此，知识分子只好谈些空洞玄虚的废话，美其名曰：清谈。参加清谈的人必须是名士，并且还要有名士的派头。这帮名流中，酗酒者居多数，吃药的也不少；但也有一些看重操守，不肯随俗同流的人。酗酒、吃药、清谈和纵情于山水之间，是魏晋名士们所崇尚的生活方式，也就是魏晋之风。“人生忽如寄，寿无金石固。”、“昼短苦夜长，何不秉烛游？”、“不如饮美酒，被服纨与素。”沉溺于美酒之中的名士，常常是“醉来赢取自由身 ”。阮籍——“本有济世志，属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籍由是不与世事，遂酣饮以为常。”他纵情适意，“或闭户视书，累月不出，或登临山水，终日不归 。”（《晋书.阮籍传》）。 稽康——“轻唐虞而笑大禹，非汤武而薄周孔。”他任性饮酒，菲薄礼法。好友山涛好心好意的举荐他去做官，而他却写了一篇《与山巨源绝交书》：“但欲守陋巷，教养子孙，时时与亲旧叙离阔，陈说平生。浊酒一杯，弹琴一曲，志毕矣。”（《晋书.稽康传》） 。 刘伶——“不以家产有无介意，常乘鹿车携一壶酒，使人荷锸而随之，曰：死便埋吾。”（《晋书.刘伶传》）。而在其后的陶渊明更以诗酒名世，不愿为五斗米折腰，辞官不做，“宁固穷以济意，不委曲而累己。”、“啸傲东轩下，聊复得此生。”、“春秫作美酒，酒熟吾自斟。”还有“王谢世家”等等嗜酒如命的名士，他们由于酒精的刺激，形骸礼法一切皆忘，精神得到自由遨翔，显示出人的真性。因而，由庄子提出的“醉者神全”这一哲学理念，在魏晋名士这里得到了实践“验证”。还有一批以夏侯玄、何晏、王弼为代表的吃药“五石散”的玄学名士，所谓“五石散”，是一种中药散剂，又称“寒食散”。据说是东汉大医学家张仲景发明，药方有五种石头作为主药：石钟乳、紫石英、白石英、石硫黄、赤石脂，其药性燥热，毒性很大。他们认为吃此药可以消除苦闷，可以神明开朗，可以成仙。因此，这些吃药的名士常常是轻裘缓带，不鞋而屐（为了散热）。数月不洗澡不换衣，扪虱而谈。再者，就是我最敬佩的留有“孟嘉落帽”典故的孟嘉，陶渊明的外祖父。以他为代表的一些名士，虽然酣饮，但喝多也不乱。有官照做，不逃避现实。
总之，在中国历史上魏晋时代是一个大动乱的时代，也是一个意识形态大解脱的时代。魏晋名士是中国历史上空前绝后的，他们行为是踰规狂放，率直任诞；诗与文章写的是清俊通脱，遥深宏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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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时代，并不是历史里最为辉煌的时代。连年战争不断，社会动荡，司马夺权后实行白色恐怖政策，以嵇康为代表的诛多名士全部被杀，那是一个黑暗的时代，也是一个人心惶惶的时代。
但是，那却是中国思想史中闪闪发光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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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之风，与当时文化崇尚相关联。那时候崇尚老庄之学。
王弼在《论语释疑》提出圣人的境界——有情而无累。 离形去知，冥灭是非，不为物役，任运自然，此庄子逍遥游也。
洒脱自然，妙赏深情，八个字奠定了魏晋玄学的基础。时人见面无不谈玄，这种逍遥游的精神帮助他们解脱现实带来的痛苦，而带来心灵的满足感。
魏晋名士像：
不仅谈玄辩难，还要对人物进行评品，这也是“九品中正制”带来的危害。 “以貌取人，失之子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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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之风，又称魏晋风度，主要是指东汉末年到西晋初期，魏晋名士所表现出来的那种率真旷达情景脱俗的行为风格，特别是那种钟情山水的那种生活态度。中国历史上，魏晋时代的文人所表现出来的自由主义精神是最早的理想之风。
它的产生是由于魏晋时期社会动荡，战乱频仍。但同时又是一个思想极为活跃的年代，士大夫阶层要面对严酷和高压的政治环境，为了面对这样的政治环境，政治上又不能有所表达，只能转向思想人格上的极度的潇洒风流，不滞于外物，放浪形骸，不拘礼节，行为上特立独行，又颇喜雅集。
在文学上的表现出的是玄心洞见的。文学上出现了像曹植、阮籍、嵇康、陶渊明、庾信，表现出超然不群的的面貌，虽有不为五斗米折腰的文人士大夫的高傲形象。，在五言和辞赋上的表现出特别明显，如曹植的《洛神赋》陶渊明《归去来兮辞》王羲之的《兰亭集序》，他们更承袭汉代乐府文学的优点，将玄心洞见，旷达表现的淋漓尽致。
魏晋风度，表现的是一种真正的名士风度，是士族在意识形态的表达，有一种常人难以理解的变态审美观念，这也是被历代所诟病的一点，究其原因是，由于当时政治环境导致他们在政治上不能舒展，表现出一种醉生梦死，过于狂放，忤上背理，有悖常理。如竹林七贤的阮籍、山涛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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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问者在这个问题下面加了一句话，看得我乐了：“清谈误国，实干兴邦，你对魏晋之风怎么看？”
人都要死了，国也不是你的，没死的人连话都不敢多说，谈什么实干？兴谁的邦啊？真是笑死我了。
魏晋之风固然有玄学背景，但更有时代的大背景。
先简单说说什么是魏晋风度：这个词应该是鲁迅在著名的《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一文中首次正式提出来的。返之古代，主要指的就是从东汉末年到西晋这短时间，一批士人在学术文化上尊崇玄学，甚至用玄学来解读儒学；在思想上追求超脱，崇尚自然，所谓越名教而任自然；在生活上寄情山水，服食一些丹药，不拘凡俗礼法，热爱饮酒等等。
这批人的代表，在东汉末年到魏国，主要是建安七子，以及杨修等人；在魏晋交替之际，主要是正始之音，代表人物是何晏、王弼、夏侯玄等人；到了更晚一点，就是著名的竹林七贤。
怎么评价呢？那角度太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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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风流是魏晋士人所追求的一种人格美，或者说是他们所追求的艺术化的人生，利用自己的言行、诗文使自己的人生艺术化。
冯友兰认为构成真风流的四个条件
玄心——超越之心
妙赏——审美欣赏
洞见——直觉体悟
深情——一往情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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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楼梦》第四十九回，“脂粉香娃割腥啖膻”中说到贾宝玉和史湘云拿了块生鹿肉来烤了吃，刚刚进贾府的薛宝琴也在一旁，湘云笑道：“傻子，过来尝尝。”宝琴笑说：“怪脏的。”宝钗道：“你尝尝去，好吃的。你林姐姐身子弱，吃了不消化，不然她也爱吃。”刚刚进贾府的薛宝琴，不一会儿就成黛玉的小迷妹。听宝钗这么说，她便也跟着湘云他们吃起来。接下来便有黛玉、湘云和宝钗一段对话。
黛玉笑道：“那里找这一群花子去！罢了，罢了，今日芦雪广遭劫，生生被云丫头作践了。我为芦雪广一大哭！”湘云冷笑道：“你知道什么！‘是真名士自风流’，你们都是假清高，最可厌的。我们这会子腥膻大吃大嚼，回来却是锦心绣口。”宝钗笑道：“你回来若作的不好了，把那肉掏了出来，就把这雪压的芦苇子摁上些，以完此劫。”
在史湘云的口里，“是真名士自风流”，这话，大体就反应了魏晋风度所要表达的意思。他们自在潇洒，不向权贵屈服，也不受外界思想的束缚和左右，充分展现自我的个性，这一群体的人有思想有才华，用鲁迅的话来说，他们是“简约云澹，超然绝俗”，凡是俗世的东西都是与他相悖的，他们要回归人性的本真。你们说按照什么样的规矩执行，我偏偏不认可。就像史湘云那样，你们或许觉得这样的大家闺秀应该怎样怎样，然而，对她来说，能够有好吃的肉，不违背人的本性，大口大口地吃，吃完了以后诗照作，“锦心绣口”，这份洒脱大观园里谁人能比？
至于说到清谈误国，这个帽子扣得太大了，不能一概而论。如果具体到某个人，可以就某个人的实际情况去讨论。整个魏晋时期，数百年的时光，社会虽动荡，却不是简简单单地说哪个人清谈就误了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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歪嘴和尚念经，越念越歪
汉末到两晋，战乱频繁，自董仲舒之后的儒家独大局面，被打破了，社会信仰崩溃。没了儒门压制，各类思想再度碰撞重现百家争鸣，相对于儒家倡导的仁义礼智信温良恭谦让，脱离束缚之后的各种君子，追求放飞自我，玩起了自嗨，给人一种特立独行之感，并引燃了整个时代，这就是魏晋之风，或者叫魏晋风骨
魏晋风骨第一人，曹操
他那个时代，儒家子弟过分清高倨傲，用起来很不得手。210年左右，占据天下一半江山的曹操，写了一篇文章，叫求贤令。求贤令下，唯才是举，大量被压制的文人走到台前，一举改变了整个社会风气。老曹临死时候，留的遗言很另类，他说：让我的那些歌妓们学点女红手艺，这样拿去卖卖能换些钱粮过日子
曹操不仅是魏晋风骨的开拓者，也是力行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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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人笑我太疯癫，我笑别人看不穿！这就是魏晋风度的本质！
“诗圣”杜甫说起自己的文学追求时说，“语不惊人死不休”，而对于魏晋时代的知识分子来说，他们的人生追求来应该是“行不惊人死不休”。他们鄙视平庸，追求与众不同。摇滚诗人张楚说“孤独的人是可耻的”，而对于魏晋名士们来说，平淡无味的生活是可耻的；循规蹈矩是可耻的；遵守三纲五常繁文缛节更是可耻透顶。魏晋名士们追求惊世骇俗，反对一切禁锢心灵和身体的枷锁，而这个枷锁就是以儒家为中心的伦理，魏晋哲学中把这个叫做“名教”。
魏晋哲学的核心，其实就是要解决是自然与“名教”关系的问题。换言之，就是人的本性与礼教的问题，也就是人的个体与社会伦理纲常的矛盾和冲突的问题。
中国文化在本质上是人伦哲学，始终关心我们究竟应该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究竟如何去做人问题。儒家要人做道德高尚有功于社会的“圣人”；道家想要做无为清净，如婴儿般纯净无瑕的，游心于自然游心于世的“神人”“至人”；墨家要做专门利人毫不利己的“雷锋”。在经历了从东汉开始的思想大解放之后，经过儒家与道家思想的浸润与冲突之后，魏晋时代的知识分子，到底想做什么样的人呢？
他们要做与众不同的人，做反抗一切礼法的人。在我们眼里，是“垮掉的一代”“颓废的一代”。这种价值观与西方的嬉皮士相似。嬉皮士在后现代的思潮中，为了反抗技术高度发达、物质极端丰裕、但人的精神受到控制的社会，他们有“回到史前”的冲动，希望在史前时期寻找精神力量。而魏晋思想家阮籍，则提出了“越名教而任自然”的主张，这二者有异曲同工之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