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秋，伤春，四季都在情感中沦陷，如何面对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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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典文学中伤春悲伤情绪的生成，探究其文化渊源后，现在可以探讨一下伤春悲秋的意绪。典型的伤春悲秋作品有许多，在中国古代众多的诗人中，辛弃疾以其豪北风格算是一个个性劲健豪强的诗人，似乎与柔弱凄苦的感伤风格拉不长边，但是他的这首《祝英台令》也不乏伤春之情。宝钗兮，桃叶渡，烟柳暗南浦。怕上层楼。怕上层楼，十日九风雨，断汤片片飞红，都无人爱，倩谁唤，流莺声住？鬓边虚见。试把花卜心期，才簪又重数。才簪又重数，罗怅灯昏，呜咽梦中语：是他春带愁来，春归何处？却不解，将愁归去！再看看他这首《采桑子·书博山道中壁》：烟迷霜麦荒池柳，洗雨烘晴。洗雨烘晴，一样春风几样青。 提壶脱裤催归去，万恨千情。万恨千情，各自无聊各自鸣。 一般浓浓的伤春愁绪驱不走，赶不开。联系到欧阳修的《秋声赋》与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中国古典文学中，伤春悲秋情绪一般显现为这样的内容：人生苦短，昭光易逝，秋风疾至，显示出生命的娇脆与疾迅短暂，这绝不是消极颓废的伤感，更不是消极浪漫主义的无病呻吟与矫揉造作，这种情绪应作如是把握：一、这种情绪是基于自我肯定，对自我人生价值的高档定位，中国古代文人的人生理想或许存有可指责可批评的地方，但有这种理的人起码把自身人生价值定位在高档次商品位。因为一个对自身价值品位定位低的人，他的生活境遇不会有失败，所谓希望越高，失望越大。从人生态度而言，这是一种积极的人生态度，因为这种人生价值自我定位，赋予自己特大期望，这促使人积极生存，拼搏进取，反抗现实，抗争命运。这种力求有作为的人生态度是社会前进发展的推动力量，是社会财富的创造。持这种态度实践人生，就会要求自己的存在是光辉的存在，实现人生闪耀光辉。这种人生理念尽管会遭遇浮土德式的悲剧，但毕竟是壮烈的悲剧，即使遭到毁灭，也毕竟是英雄的生。人首先要生存，但怎样去生存，形成了人与人之间比人与动物之间还要大的差距，这种人生价值意义的高品定位就是肯定自我生存价值与意义，确定远大人生志向，并坚持为理想而奋斗，这种形成理想与现实的矛盾，当理想实现无望时更强烈地感受到生命的空耗，四季变化，时光流逝使他们更强烈地感受到生命在熬尽，从而萌生伤春悲秋情绪，前引章词就在这方面表现突出，强烈的生存欲求与现实逼迫着他无为活命，这一矛盾表现为辛弃疾词的艺术魅力，震撼着读者的心灵。二、积极的生存需求，既然已高品位确定了自身生存价值和意义，明确了自己的人生理想，就决定了其生存特色：即积进的生存，为理想不懈地奋斗，这样的人不仅生活在世界上，而且还在世界上显现其生存，让自己的生存闪发光芒，这一方面决定了这种人生追求下反抗现实，抗争命运的生存方式。另一方面也决定这种人生追求下生存对现实的需要同另一种生存对现实的需要的不同之处：一种是随遇而安，知足常乐，对现实无为相安，一种是要求现实适我所需，为我的奋斗提供现实条件，这样生存与自我实现的需要同现实不能满足形成矛盾，而现实会导致自我生存理想无法实现，前述辛弃疾收复中原的理想无法实现，生命在空耗，很自然容易萌生伤春悲秋的情绪，这正是只能“仰天长啸，北怀激烈”的悲壮。另一方面，李清照的词中有很多是因爱情而萌生的时逝伤感之作，而且这类情感倾向决非李清照一人独有，在中国古典文学诗歌中有很大的比重，这类作品其实也是生存需求同现实不能满足之间的矛盾，只是人生定位于辛弃疾这类作品的人生定位具体角色有所不同而已。这种积极生存追求产生的生存需要同现实满足之间的矛盾，不可避免，只有无所欲才可无所求，要避免这一矛盾，最好的是没有生，其次是无思维，但即使是植物人，也有延续生命的所需，完全绝对的消极的生存追求只能是近似于生存的空无。否则，一旦有生，求死也是求，也是求死之欲而萌发之求。这样，伤春悲秋情绪的意蕴首先应把握为高品位的人生价值定位与积极的生存追求，这都是光芒四射的生存意识。三、人的觉醒。当年鲁迅先生曾把魏晋南北朝时代称作“人的觉醒”与“文的自觉”的时代。其“人的觉醒”主要指称其时人不仅有强烈的个体意识，表现出个性意识，而且这种个性意识是从儒家君王工具中解放出来。从历史情况看来，宋代伤春悲秋之作明显增多，宋代起，科举考试就决定文人的出路，也是从宋代起，文人对国家的依附空前加强。另一方面，这种伤春悲秋的情绪往往同思乡相关联，同梦境孤苦相关联。这种情绪作为人的意识或的觉醒的表现，首先它源于自我意识的生成与强化，其次它源于自我实现需求同现实的矛盾，是积极的生存追求，积极的生成从哲学上看是一种浪漫主义，这种浪漫主义表现在哲学上不仅对世界作物质的客观实在的判断，而且追问物质何以成为这种物质；在自我追求上，不仅仅满足于自己成为世界上的一个生命客体，而且要求自己以独有的方式向世界展示一个特殊的主体世界，当年民采宣布上帝死了，就是这种存在的展示，这种自我存在的追求就是一旦我来到这个世界上，上帝就只是我的世界组成，我有资格处理上帝。这种生存追求只有在人文主义思想极度发展的时代才变成自觉。自魏晋开始出现人的觉醒，到曹雪芹，人的觉醒最终完成，其后，应是崇尚理性的人文主义思潮，而伤春悲秋作为自我意识作为人的觉醒的估证，其意义在于以高尚自我界定获得存在动因，形成积极的存在，达到存在的自觉境界，既黑格尔所谓自为这种生存，就以改变自身或世界现状的实践方式体现出来，文学中就表现为扬起理想的风帆向理想王国进发，表现为不懈的奋斗，奋斗的悲壮惨烈，形形色色的浮土德式的人生阅历与轮因。这样自我意识下的生存不再是哈姆莱特色式的“是生？还是死？”而是浮土德式的“原始有为”，就是将自己的心理学历史在“工业”中描绘出来。因而这种伤春悲秋的情绪合符人文主义思想追求，具有近代西方人本主义思潮的特征。四、但是我们决不能把这当成是近代人本主义思想本身。尽管这种对时逝的伤感有哲学的浪漫性，但同浪漫的哲学，尤其是近代人本主义思潮有较大的差距，其一，近代人本主义思潮强调人的价值，强调人所有的一切需求都是正当的，有获得满足的权利，针对基督教禁欲主义提出如是观点，以反对当时禁锢 人们思想的宗教，而中国古典文学中，文人的这种伤春悲秋情绪源于“有为的人生追求同不能有所为的现实境况”，突出是“有所为”的人生追求，尽管这种追求是极有意义的，但不可把它等同于近代人本主义思潮，而且中国文人的这种人生追求并不绝对具备反对封建礼教的性质，这种性质萌生于明代晚期，到五四文学革命才成为自觉，相反，中国文人的这种有为的人生追求在很大程度上具有维护封建礼教的性质，这是由中国文人所处时代而言具有封建性质，所处阶级地位而言具有地主阶级性质所决定的，因而与近代人本主义的资产阶级性质不同曰而语。其二，正是由于中国古典文学中时代的封建性质与文人阶级地位的地主阶级性质，中国文人伤春悲秋，意识到的是自身处境问题，表现的是自身境况，始终脱离不了自我，不同于西方近代文学史上那种通过提示现实毁灭人进而批判现实，在欧洲现实主义与批判现实主义的文学中，作家描写的是具体的个人（他人）的毁灭而批判现实。而中国文人那种伤春悲秋并不是为批判现实，更不是为否定现实，他们只是希望现实稍作改进，这从杜甫、白居易和柳宗元等人揭露现实的诗文中可以看出来，杜甫是公认的人民性最高的诗人之一，在其诗作中揭露现实具有其他诗人无可比拟的深刻性，但他揭露现实的目的是致尧舜，醇风俗；白居易在新乐府诗作中不乏尖锐的批判锋芒，但他领导新乐府运动的目的就在于实现诗的“美刺功能”；柳宗元则在其《捕蛇者说》中明确表示“以俟观人风者焉”这就好像孟子，尽管有民本思想，但历代帝王并不把孟子列入异端邪说之内，相反尊他为亚圣，因为民本思想也不同于人本主义思想。 这样，中国古典文学中，伤春悲秋这种伤感情绪从积极的方面看具有积极的存在追求，自为的存在意识，具有歌德提出的“原始有为”的积极意蕴，同近代人本主义思潮有相通之处，但是我们也应看到它同近代人本主义思潮的差距，它具有维持现实的消极意蕴，因而不能以此替代中国近代人本主义思想发育薄弱，我们对待这种伤春悲秋情绪，应弘扬其看重自身人生价值与意义，且执着追寻理想人生的一面，以创新来建设二十一世纪的中国先进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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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典文学中，伤春悲秋这种伤感情绪从积极的方面看具有积极的存在追求，自为的存在意识，具有歌德提出的“原始有为”的积极意蕴，同近代人本主义思潮有相通之处，但是我们也应看到它同近代人本主义思潮的差距，它具有维持现实的消极意蕴，因而不能以此替代中国近代人本主义思想发育薄弱，我们对待这种伤春悲秋情绪，应弘扬其看重自身人生价值与意义，且执着追寻理想人生的一面，以创新来建设二十一世纪的中国先进文化。